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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法律解释的“第三条道路”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1-02 03:39 浏览次数:

  王彬博士的新著力图汲取哲学的思想资源,打造法律解释研究的新范式……事实上,只有实现法律解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穿越,从法律的知识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挖掘法律解释的智慧,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解释的“范式转换”

  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历程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严格解释与自由解释,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学术观点,在20世纪的法理学中不断争鸣、此消彼长。这既推动着法治的前行,又克服了法治的僵化,使法律解释学在不同立场的相生相克中不断成长。但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往往会成为片面而僵化的形而上学,因此,必须打破二元思维才能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王彬的新著《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正是朝此方向进行努力的一部力作,该书承继着哲学诠释学的研究路向,试图打破传统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在法律解释学的长期对峙,积极开拓法律解释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法律决断论的思维模式在严格法治时代占据着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这种思维模式过于迷信科学主义的方,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是通向法律真理的康庄大道。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法官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即可发现存在于法律文本中的“唯一正解”,通过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即可产生司法判决的正确答案。客观主义的法律思维模式的确导致了法官裁判思维的僵化,这使法官成为不会思考、机械司法的判决机器。尽管这种观点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已经遭到彻底批判,但是,在目前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法官若遭遇疑难案件只能通过案件请示和最高机关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这使法律决断论的思维模式仍控制着当下中国司法判决的生成过程。这种思维模式造成了法官的思维惰性,无法产生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司法判决,往往导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这是因为事实与规范之间始终存在着裂缝,必须通过法官能动性的裁判解释,才能熨平存在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褶皱”。因此,追求法律的治理并不意味着否定法官的智慧,但是,若过于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过于强化法官裁判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法官的裁判过程又可能沦为现实主义法学所倡导的“无法司法”,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就有可能沦为法官主宰的“人治”。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理论对垒使法律解释学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让法官成为司法过程中艰难抉择的“哈姆雷特”。在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图画中,法官要么被贴上“机械司法”的标签,要么背着“无法司法”的恶名,让我们无法发现司法的。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该书力图实现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理论整合,试图通过对传统法律解释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为法官提供一套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方,从而使裁判活动成为有智慧地服从、有限制地创造过程,通过法官解释将僵硬的法律规则挥舞为灵动的裁判正义。

  该书的写作路径并非是基于现实境况的观察与分析,而是立足于哲学诠释学的思辨视角,游刃有余地在不同学科的穿越与徜徉中,展开了一场意境深邃的思辨之旅。事实上,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在哲学领域已经被充分地批判与反思,尤其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将理解和解释拔高到存在论的高度,改变了以往哲学理论仅仅将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类认知性活动的看法,这为人文科学中的意义创生提供了本体论根据。但是,将理解和解释拔高到人类生存方式的本体论高度,又带来解释学相对主义的理论倾向,解构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理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基于对哲学诠释学的进一步反思,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了本体论与方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即将解释的过程作为人类智性活动和意义创生的有机统一,将解释的真理寓于读者、文本与作者三位一体的“视域融合”中。正是立足于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该书揭开了法律解释学研究中的迷雾,将传统法律解释学中的法律解释作为一种纯粹智识性追求的迷惑中拯救出来,引领着读者走出法律解释的迷宫而去领悟法律解释的真谛。

  作者并没有完全采取哲学诠释学的理论立场,而是对哲学诠释学解构主义的理论倾向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警惕。在作者看来,诠释学作为法学方法的运用取决于理论家对现实社会变动的理论姿态,对法治现实的批判与解构是为了更好地建构,作为一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法学学者,对哲学诠释学的吸收应当采取建构主义的理论态度。因此,作者一方面既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资源,破除了法律思维中对科学主义方的迷信,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积极实现“诠释学思维的方转化”。这样,该书将法律解释本体性的宪政价值与技术性的司法方法内在地勾连起来,将法律解释纳入法律论证的理论框架进行建设性重构,将“解释学循环”的理念吸收到事实与规范的互动过程中来,将司法三段论改造为法律论证的证成过程,从而避免了传统法律解释理论研究非此即彼的理论窠臼,实现了法律解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妥善安置。

  德国的法哲学家施塔姆勒曾经说过,法哲学研究要么是从哲学入法学,要么是从法学入哲学。诚然,法学研究从来离不开哲学之思,法律知识的增长往往是在哲学思维的范式转换中实现的。但是,哲思并非易事,哲思需要人在现实之中超越现实,而不能躲避在思想密林之中。因此,哲思必须既在红尘浪底,又在孤峰顶上。法学的哲思亦不能隔岸观火,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从来不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法学的思辨研究更不能沦为思维游戏。王彬博士的新著力图汲取哲学的思想资源,打造法律解释研究的新范式,尽管该书的构思缜密,论证深刻,但也许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游戏,事实上,只有实现法律解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穿越,从法律的知识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挖掘法律解释的智慧,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解释的“范式转换”。不过,要实现法律解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一方面需要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另一方面,或许也需要实践自觉联系理论,这样,我们的法治实践才能日臻成熟与完善。